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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故事: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

考古发现 时间:2017-05-18 20:29 作者:网络
[导读]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。

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,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“五七”干校或工厂,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。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,古生物、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,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。

 

1971年,周 恩 来总理做出“文革”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,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,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,陕西作为文物大省,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。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,家属在西安工作,我经同学推荐,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,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。

 

 

姜寨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发掘

 

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,此前农民修公路、梯田时就有墓葬、文物发现,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,对此无人问津。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,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,并逐级上报。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,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,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,下层的早期聚落竟“逃过一劫”。

 

1972年春冬两季,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,又是党员,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,暂时负责人事工作,并且每周一、三、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,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。

 

 

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

 

1973年国家文物局、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、知识分子,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,转业军人出身。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,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,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,张鼎玉任副队长,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。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、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,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、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,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。

 

 

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

 

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,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。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“指挥图”,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,并统一编号。工地上人很多,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,西北大学、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,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。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,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,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。

 

经过数次发掘,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,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,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,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,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。我当时暗自忖度,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、广场或图腾柱?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、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,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。此外还有很多高校、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,和我讨论问题,我从不有所保留。石兴邦、严文明、张忠培、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,使我很受启发。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,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、参与发掘,令人十分感动。

 

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,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。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,要求查看发掘记录,也拿不出来。到了姜寨遗址,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。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,苏先生说,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,发掘的科学性也强。会议结束后,我邀请夏鼐、苏秉琦、邹衡、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,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。在座谈会上,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,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,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,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。安志敏、石兴邦、邹衡、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,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 

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,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。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,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。1973年我与张鼎玉、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,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。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,一片为庙底沟墓地,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。史家村南修公路,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,被破坏得很可惜,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。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,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。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、遗物暴露出来,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。其实,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,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,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。

 

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,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,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,葫芦瓶具有典型性,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,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。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、典型的遗址,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。

 

1976年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我带着左忠诚、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。那时候,史家村很穷,农民吃不饱,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,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。村里没办法接待,考古队派不上饭,也没地方住。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,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,由于没有老师,学校关了,房子也就空下了。把课桌集中到墙角,铺上床板,就解决了住的问题。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,一半苞谷面,一半白面,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,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。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,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,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,村里的妇女、老人在工地上干活,春天挖了三个月,秋天挖了一个多月,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,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。

 

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,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,还有调查任务,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、史家遗址间来回跑。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,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,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。最怕遇到下雨天,小腿上裹一层烂泥,自行车也推不动,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。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,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。

 

史家遗址探方一开,就让人激动得不行,遗址很单纯,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,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,大多保存完好,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。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,如铜川吕家崖、合阳吴家营等遗址。后来,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,当地兽医站掏窑洞,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。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,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,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《考古》编辑部,第二年发表后,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。我在写文章时,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、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“史家类型”,也有学者称其为“姜寨二期类型”或“半坡类型晚期遗存”。(中国文物报 巩启明/口述  唐博豪 肖宇/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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